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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新型城镇化就是蒙人

发布时间:2021-01-21 17:06:07 阅读: 来源:镍合金厂家

任志强:新型城镇化就是蒙人

任志强延续了他一贯的犀利和生猛的风格,频频开炮。他一开口就声称“新型城镇化就是蒙人”,指出城镇化的确定标准在于收入来源于城市还是农村,只要来源于城镇,就是城镇化,反之则不是。

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13(第十二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12月7/9日在中国大饭店隆重举行。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出席本届年会,并参加了主题论坛“城镇化与增长动力”对话。  任志强延续了他一贯的犀利和生猛的风格,频频开炮。他一开口就声称“新型城镇化就是蒙人”,指出城镇化的确定标准在于收入来源于城市还是农村,只要来源于城镇,就是城镇化,反之则不是。  那么,怎样才能推动真正的城镇化?任志强开出了两剂药方:第一,开放市场,只要市场开放,用不着政府操心,也用不着政府投资,把限制市场条件的问题取消了,自然就发展起来了。第二放开户籍限制,“农民的户口你也得放开,让它市场化。我们的第一部宪法是允许农民有迁徙权利,你要还给农民迁徙权利。只要你把人权问题解决好了,剩下的问题自然就能解决了。”  以下是任志强先生谈话的精彩内容实录:  以人的居住地点为标准的城镇化是伪城镇化  任志强:历史上从来没有新型城镇化和旧型城镇化的划分,新型城镇化就是蒙人,也没有大城市和小城市划分,城镇化就是:你的收入来源于城市还是来源于农村。如果你的收入来源第一产业,就叫农村就业,如果你的收入来自于二产业和三产业,你就不能叫农村就业,就叫城镇就业或城市就业。你的收入来源像农民工一半收入在城市,另外劳保、上学还在农村,怎么能叫城镇化呢?中国是以人的居住地点为城镇化的城镇化,就叫伪城镇化。  城镇化是节约土地的资源,城镇化的前途是有市,有了市才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为什么三中全会说市场决定一切。  我们看看台湾,看看韩国,日本,这是离我们最近的,台湾的人均耕地占有量大概是我们的一半,我们是0.08,他们是0.04,韩国0.03,日本也是0.03,都比我们少。  自从城镇化之后,日本实有1.5,我们相当于0.13,台湾是我们的一倍多,0.27,韩国和日本都是我们的很多倍,为什么?是因为城镇化的时候,人员集中以后,土地占用的少了,让剩在农村的人数减少以后,人均占有耕地大了。动力就在于穷变富,如果农村人能进到城里变富他才有动力,要不进城干什么?  如果我们现在的办法是无法做到的,为什么没有办法把农民转成二三产业?第一我们市场不开放,没有市场的充分开放,就没有办法扩大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  二产我们和德国日本的就业人口差不多,大概都是20%几,但是第三产业人家是60到90之间,关键是我们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太慢,因此就转移不了。第一个就是私有化的问题,当土地不能私有化的时候,最大收益者一定不是农民。当你把所有权控制在政府的时候,卖地的收益都在政府手里,肯定政府是最大收益者。所以政府急于城镇化,就是为政府多捞钱。  如果开放了城市,用不着你操心,自然就形成了城镇化。你说加速,我没看到有任何一个文件说加速城镇化。十二五规划是五年0.4个百分点,就是每年0.8个点。以前是放慢城镇化的速度,而不是加快城镇化的速度。  新中国前30年,毛泽东就是去城镇化,所以工厂都到大山沟里,最后我们改革之前只有17.9,比解放之前城镇化率还低,这是逆人类发展的做法。  我们两个比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土地承包制,从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他们进城了,但是仍然依赖于农村,卖白菜,换鸡蛋,这是第一个城镇化高潮,到95年之前。  邓小平改革开放,南巡讲话之后才真正实现了城镇化。从1995年我们29点几的城镇化之后,96年开始到2006年,连续10年,每年2400万人进城,是因为开放市场。因为可以雇工了,所以才有大量的农民进城。这段时间一年最高的是4.96个百分点。  十二五规划中我们的政府才提出,还是人大批准的4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这是非常非常落后的,不符合国际经济市场发展的。  城镇化既要放开市场,也要放开户口  开放市场,市场决定一切,这是三中全会刚说的,如果开放市场用不着你操心,和投资有什么关系?邓小平讲话的时候投资城镇化了?一分钱没投,但是每年有2、3000万人进城。就是因为他们把户籍制度问题,私有制的问题,就是因为人大说不谈私有制。不谈私有制,农民能有钱吗?要这样的话仍然实现不了城镇化。三中全会留了个尾巴,小城镇可以开放户籍,大城镇不开放户籍,特大城市更不开放户籍。这设了一个门槛,这个门槛过不去,这个城镇化还是没戏。  我特别强调,不管你住在城市还是农村,只要你的收入来自于农村,就叫非城市化,收入来自于非农产业就叫城镇化。为什么只有这两个区分?我不是从开发商的角度说非要建房子,住在农村没关系,我们看看小布什,老布什,哪个不住在农村?但是他们的收入来源来自于城市,就叫城镇化。  主持人:刚才大家提了一个问题,所谓的城镇化过程中,有一个户籍改革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流动人口加上固定人口3000万了,能不能放开?这涉及到农民的人权问题。像中等城市能不能放开?小城镇怎么办?这实际上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在人的权利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任总,你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任志强:世界各国都有抗议,简单得很。谁都可以来,用生活成本,工作成本,工作技能,房价等等作为门槛,这都市场化。你要在这个城市挣的钱不够你消费的,你别在这个城市待着,不就这么简单。美国没有限制,各个州发的护照,不是全国统一身份证,到现在他们也没有全国统一的身份证,每个州的身份证都可以到任何的城市去,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你要在这个城市买不起房子,就得要小一点的城市去。  美国第二个条件就是税收,有的地区比较贫穷,美国有的时候税收很低,甚至于没有联邦税,或者把个人所得税降低,肯定有一些办法。当我们大一统的时候就没法做这个事情。  市场化就可以。市场决定了物价,人多了,物价就高,人少物价就低,人们选择最后决定这个市场怎么回事。罗马最古老的古籍是市场,它不是议院,议院是后来产生的,市场是第一产生的。中国古老的城都是以边关为主,以打仗为主。但是你看看欧洲,贵族常常在山上有一个堡,那个堡不是城市,是在交易的地方形成城市,中国只要这次提出市场决定价值,把限制市场条件的问题取消了,自然就发展起来了。  放开市场,金融放开了,钱有得是,你不开市场钱从哪来?你老想用政府主导去投资,闹呢。  放开市场是其一,农民的户口你也得放开,让它市场化。我们的第一部宪法是允许农民有迁徙权利,你要还给农民迁徙权利。我们看看国外对三中全会的评价,最终两个,第一个评价取消劳教制度,第二个评价是可以生二胎。为什么?外国人最终使涉及人权的问题,而不是涉及政治体制,或者是经济体制的问题,只要你把人权问题解决好了,剩下的问题自然就能解决了。你要把所有的人权问题解决了,就好办了。  我的大资源,好资源,都在北京,为什么不来北京?全国最优秀的100个小学里面,60个在北京和上海,其中35个在北京,剩下66个城市分剩下的几个,为什么不到北京来?凭什么我在那坐小板凳上,为什么我到北京就可以有课桌呢?公共资源不匹配,就是我们土地资源不私有化,所以没有办法让富起来的,或者说城中的人,把公共资源带到城镇化的城市群里面去。  你看看美国有几个大学不是私人捐的,他决定我把哈佛就不放在纽约,那就是公共资源。没有私有化,不开放市场,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就不行,就这么简单。你老把问题搞那么复杂干什么?  我们看看电视里都在说曼德拉的事,就是因为他解决了人权问题。种族歧视限制和户籍限制差不多,黑人这也不能去,那也不能去。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夸曼德拉,就是因为他决定了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  提问:中国土地私有化了,中国只有一个省是比较温和的。重新私有化面临一个问题,有的地主还在,你重新分了,这个国家是不是制度上会有些矛盾?  任志强:你查查宪法,第一部宪法上怎么写的,如果第一部宪法上写土地是私有的,现在不管怎么回到第一部宪法,你也不能说走邪路,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宪法。完全可以有法可依的,只是我们修改的时候,把它修改成国家和集体两大类了,但是宪法上仍然是宅基地还是私有。  没收土地都是这样,美国占领日本的时候不没收?蒋介石到台湾不模式?哪个朝代都没收土地。蒋介石和美国都是赎买的方式,没收和不没收没关系,其他后面的问题解决好,是有案可寻的。  提问:我是来自上海的。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讲的机会在哪里?相当于个人来讲的机会在哪里?能不能找到一个着眼点,能够把城镇化发展过程当中的机会给我们做一些建议?哪些方面有很好的机会?  任志强:我觉得你可能根本就没听懂,我们说的是先有产业后有城镇,中小企业发展是随着城镇化发展过程成长壮大的,而不是先有大城镇化才有产业,你颠倒了。那个沙壶也行,你一定要先有产业后有城镇化,你不要搞错了。  提问:我想问一下任总,您一直强调市场作用,您觉得现在房价有没有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高房价?城镇化进程造成的很多农民进程,会不会在中国形成很大的贫民区?城镇化进程对房地产业做了什么准备?  任志强:信息不对称肯定有,就是因为政府老限制价格。政府对价格的打压,就是破坏了市场自由发展的机理。你信号作用都给破坏了,当然信息不对称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实际上房价上涨吗?不一定,有的时候是让房价上涨,有的时候让房价下跌了,信息不对称是因为限制价格信号造成的,这个要承认,一定是不对的。  你说贫民窟的问题,中国是让农村代替了贫民窟,它混合了,它不是完全贫民窟,可能是农民更穷,它是提高了农民在当地的收入水平,反而起到一个进步作用。你忘了中国有50年的住房分配制度,存量是一个巨大的基础,50%以上还是存量房,这是分配制的,你以为我们天生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吗?错了。现在是190亿左右的住宅建筑量,还有100亿左右建筑量是分配制产生的。这些房子还在,所以它就解决了相当一部分的贫民窟问题。  中国的城镇里面过去最穷的人,在07年的廉租房的制度里面,你现在几乎找不到一个城市户籍还住在非保护内的,都解决了。因为中央政府不断的下命令都查这个事,怎么会有贫民窟呢?但是有没有贫民?有,比如立交桥底下,我们北京发现在热力井底下都有,但是他没有形成群体,所以你别搞错了。你老用国外的东西看中国,这是巨大的错误,中国就是和国外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三千年的封建文化而形成的结果,外国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我们没有经历,你用那套来看,常常会犯很多很多的错误,更现实一点很好。  提问:有关增长动力请教一下,我们现在有些干事业的人没有东西了,动力很少了,有一部分移到国外了,国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吸引这些人继续干?  任志强:这你可能得让普京解释,普京做了一次大赦,把原来认为重罪的人都赦了,中国可能也得有一次大赦,如果没有一次大赦的话,像蒋总这种早晚得被原罪得揪出来,像张总,没准哪天就跑到国外去了,因为我们老有一把刀挂在民营企业家头上,所以老想存一点钱准备逃跑。  小岗村就是原罪,在准备掉脑袋的情况下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很多企业家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傻子瓜子年广九,如果没有邓小平特批他就死了。你要没有动力,我只能说你可能太富了,所以你没有动力。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仍然处在正在向上的过程中,中产阶级只有10%到20%之间,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这应该变成橄榄形,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群体。  我们缺的是从地层向上层转移,或流动的一个渠道。过去我们对渠道上有所限制,这次三中全会给各位一个渠道,理论上先打通了这个渠道,因此有了更多的人可以从最底层变成更高层次的条件。如果三中全会的条件能够得到充分的落实,中国会欣欣向荣的,谢谢。  推荐阅读>>>任志强:老有一把刀挂在民营企业家头上

王健林:20年内中国楼市就倒了 房租能涨几百年  2013(第十二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12月7/9日在中国大饭店隆重举行。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出席本届年会,并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一场“与首富对话”私享会。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总是对国家大的趋势节点把握这么准,老是踩着这个点。这不是蒙的,这来自于企业对形势的判断和转型的动力。”王健林在开场时说。   在私享会中,王健林讲述了万达的四次转型发展历程:从一个区域的品牌变成全国性的品牌,从几十亿的公司变成百亿级的公司,这是第一次转型;从住宅房地产向商业地产转型,是第二次转型,这次转型使得企业文化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企业口号由“老实做人,经营做事”变成了“贡献财富,贡献社会”;向文化旅游转型是第三次转型;第四次转型是从一个中国的大型企业向世界一流的大型企业转型,向跨国企业转型。其中前两次转型已完成,第三次正在进行当中,第四次转型才刚刚开始。   “我用万达四次转型的发展历史告诉大家,你的企业真正想成为一个大型企业,或者成为一个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就不能满足于现状。要创新,敢于创新,持续不断的创新。这四次转型,就是四次大的创新,小的创新,技术层面的创新也是可以的。”王健林指出,正是由于这种不怕折腾,持续折腾的劲头,才使得这个企业保持一种持续的核心竞争力,万达才有现在的速度和规模。   以下为“与首富对话”私享会精彩观点实录:   两次转型造就商业地产之王   王健林:因为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所以正好我也嗓子不太好,我30分钟简单的演讲,30分钟做互动,欢迎大家来提问。   我想结合年会主题,现在讲短信升级,讲市场力量。我简单讲一下万达的四次转型。   现在很多人问我,万达为什么发展那么快,我们连续6年保持35%以上的环比递增,去年经济下滑这么严重,我们依然是34.8%,今年应该也在35%左右。原来我担心,过了一千亿会不会速度下来,现在保持这个速度。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总是对国家大的趋势节点把握这么准,老是踩着这个点。这不是蒙的,这来自于企业对形势的判断和转型的动力。   万达发展到今天有4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我们从一个区域公司,大连公司,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公司,那是在1993年,我们88年成立以后,前几年发展还是非常快的,我记得在92年的时候,我们收入就已经接近20亿了,占那个时候大连房地产市场份额四分之一左右,已经很大了。   为什么我们那时候想要去跨区域发展?就是一个追求,想把企业规模做大。一个城市最多就几十亿的市场份额,再发展就是100亿,200亿,你占一半企业也是很小的。出于这个追求,我们93年跨区域,成为中国第一家跨区域发展的行业企业,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   我到广州去,说要做一个项目,跟人家谈好了,我就去注册公司,到工商局不给注册,你是东北公司,怎么可以到这里注册,不可以,必须企业注册当地,跨区域没有这个先例,还不能注册。   一般人是不是就缩回去了?没有。我们找当时的一个华侨房地产公司,谈好,每年给你100几十万,给我注册一个账户,叫第几分公司,但是由我来管理,风险责任由我来承担,就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   因为那次转型,尽管没有取得很大的成绩,赚钱不是太多,但是为什么去广东呢?那时候广东是房地产的高地,而且全国的形势,财富,都往广东集中。这是我们第一次转型,踏出这一步,但是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   紧接着我们开始逐渐逐渐,从97年开始大规模的跨区域发展,我们到今天接近100个,成为全国跨区域发展最多的一个企业,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转型。   这次转型带来的结果,就是从一个区域的品牌变成全国性的品牌,从几十亿的公司,变成百亿级的公司,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的转型。而且这种连锁经营,给企业文化带来的变化,那是不可估量的。你一个公司怎么管理,很容易,就几十个人,一百多个人,变成几十个城市的公司怎么管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信息手段这么发达,给我们管控提出了很大的难题。   但是就是这种要把企业规模做大这种决心,这次转型获得了基本成功。   我们第二次转型,就是从住宅房地产装向商业地产,这是始于2000年。这个转型的动力来自于非常原始,非常单纯的,就是我们在这之前我们有两个员工得了重病,一个是肝病,一个是癌症,花了公司300多万,一个100多万,一个200万,那个年代没有保证的,民营企业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有钱就报销,没钱就等死。90年代,私营企业不像现在,社会地位不像现在。   考虑到两个都是我们的老员工,我们尽管财力不像现在这样,有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延续了他们几年的生命。我们公司员工也不多,几千人而已,如果我们一旦发展几万人,一旦我们企业步入了中年,我们员工步入到老年,如果每个人都得这样的病,每个人退休了以后工资怎么发呢?上哪这么稳定的现金流呢?觉得房地产不靠谱。所以我们自己反复讨论三天,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向不动产转型,我们觉得不动产建完以后,它的资产是在不断升值的,今年建完了值一个亿,过了5年就值两个亿了。还有它有稳定现金流。分析来分析去,我们决定向商业地产转型。   这次转型过程是非常艰苦的。我们被当了222次被告,我们在沈阳建了一个店,实在经营不下去,又拆了重建,付出代价9亿多,10亿左右。人不是神,都是在摸索当中前进的。但正因为这种执着,最初的这种坚定的信念的推动,我们现在商业地产可以说转型成功了。什么标志呢?   第一,从规模上现在全球第二,到明年四季度,我们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不动产公司。按照现在的速度,不再增加,就是保持现在匀速,每年500万平方米竣工这种规模的话,2020年我们可以大概达到55000万平米以上,是世界上排名第二,第三,第四。不动产是很大的行业,它占了全球资金总量大概10%以上,规模很大。这个行业里做全球第一,应该说是转型成功了,这是我们第二次转型。   这次转型成功带来的变化,就是企业的文化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口号,我们企业文化,一直是两句话,8个字。最早我提出来的口号,88年,89年初提出的口号:老实做人,精明做事,那个时候都是市场经济骗子很多,也没有什么规矩,什么都可以来,监管也少。当时我想我们企业起码正规一点,给自己提口号,老老实实做人,我们90年代中期提的口号是“贡献财富,贡献社会”。2005年左右,我们有了一定的规模,模式也走出来了,我们提出国际万达百年企业,就是有把企业做长久,做长寿企业的想法,这也带来了我们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就是广场,就是城市综合体的概念,使万达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超速的发展。现在连续6年保持35%,这就是商业模式带来的。这个模式至少10年,20年,还可以保持相当的核心竞争力。   居安思危进军旅游文化   第三次转型,就是我们向文化旅游转型,我们始于2006年,当时企业决定进度,08年决定旅游行业,做旅游度假区。为什么我们做得风声水起,而且利润很好,现金流好,我们要提出向文化旅游转型呢?这是源于在发展当中对这个行业做的系统分析。   我们看到一个什么现象,你看我们分析了差不多10个国家的历史,美国,英国,法国等等像这些发达国家,房地产产业成熟期基本上都是50年,就是大规模的发展,供不应求,供需两旺逐渐走向萎缩,行业还有,但是规模下来了,工业人员下来了,基本上就是半个世纪,好一点5、60年,差一点40年,这是一个规矩。   中国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就是20年,真正改革是1998年朱镕基总理提出的改革,才有真正的市场。那时候有分配房,还有商品房,98年以后就没有了,也就是15年,20年。   还能发展多少年呢?我自己判断,高速成长的时期就是10年左右,可能还维持一个匀速的这么一个平衡发展的阶段,我估计从现在算起15到20年,这个市场就倒了。全国人75%变成市民,农民大概只有20%左右,这个时候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我们中国的工业化也基本完成。这个时候房地产市场一定规模就下来,大幅度衰减,不会像现在几千万从业人员,不会的,可能全国几百万人,甚至再少点,100万人可能就够了。不像现在这么多的房地产企业,几百家就够了。   因为这个行业不是一个万岁行业,不动产也是一样的,不动产虽然建完以后可以维持几百年,建完以后可以重建,成本也很低,还可以接着搞,但是你的发展规模不像现在一年竣工500万,明年可以竣工600万,这个规模是找不到的。美国前5家的不动产公司每一年都在衰减,人口流动,180万人变成170万人,有的50万变成20万,往更舒适的地方去流动,很多购物公司就长期亏损,关掉,他们处于逐渐关店的过程中。   出于这种分析,要想企业追求更加长远,当然每个企业追求是不一样的,你赚几个亿潇洒,就不是这种想法了。但是我们是想成为更长远,更长寿的企业,我们想找一个更稳定的模式,我们觉得找来找去做文化和旅游,其实文化旅游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做万达文化旅游城,就是文化旅游做核心,也搀和着一些商业进去,比如我们开业的度假区都是这个模式,向文化旅游在转型。   文化旅游就是长寿行业了,一个故宫600多年,一个长城千年以上。我开玩笑,文化和旅游资源被占领上,至少几百年,开个玩笑现在故宫长城是哪个企业自己的,你还愁吗?现在是国家重点景点,涨价要国家文物局,旅游局两个部门,40块钱的门票十几年不能调整,因为它具有社会公益的功能。如果是企业,现在早涨到400块钱了,你这种资源独有嘛。就像我们长白山占了,以后再批这种大型的滑雪场很难。   还有我们逐渐在一些知名景点周边,现在没有这种模式出现,政府很欢迎,一些开发区,一些度假区做完了,他欢迎你去投资。一旦有了这种模式出来,第二家,第三家就不一定再有这个机会了。   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文化和旅游口碑,品牌传统力最强。最好的品牌营销就是旅游平台。比如桂林山水甲天下,传承几百年,人们都要去,一个最好的品牌营销就是旅游景点。   所以我们第三次转型,现在叫进行时,还没完成。虽然有两个产品已经开业,但是大家还没有看到我们真正的文化产业的创新产品。什么时候出现呢?明年四年度,我们万达集我们智慧,集大成的产品,2014年四季度会在武汉推出来,一个是大型舞台剧,不是传统那种靠人力,做人体极限,翻多少个跟头,做多高难动作,不是,主要靠特种设备,靠电脑的变化产生的效果。   还有我们自己创新的一个产品,叫做电影娱乐科技效果,就是高科技的设备,就是电影3D技术的出现产生的这种产品,美国最早有这种模式。但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完全创新了,给我们创造这几个产品的设计者还是美国几个大师,但是完全根据我们的创意来创作的。比如做了很好玩儿的东西,比如3D的影像设备,再加上过山车,你坐在车上一走,都是立体形象。我们做了一个活动叫西游斗魔,它的两侧全部是立体的这种人物形象,轨道车走到哪一段,西游记里的魔鬼就出来,你拿着手上的武器,就可以射妖魔鬼怪。它也有能力反击你,这个形象一出现以后,你两秒钟没把他射掉,他的武器就出来了,车上4个人,谁射到你就完了,你的武器就射不出去了。如果你运气不好,上来第二仗就被它灭掉,你这个钱就白花了,人家在山上打枪你打不着。这是完全创新的,花了5年多的时间,花了很大的代价,算上明年就6年了。这些东西的出现,我相信对中国的文化产业是革命性的东西。这个在进行时。   这个转型给万达带来的,我觉得不仅是生意上的,现金流获得好的收益,更主要是文化品牌的树立。我们正在和国外两个公司谈,要把万达文化旅游城输出,可能明年上半年就会有一个结果。   我们的想法,我们用知识产权,而且在世界上没有出现的,像迪斯尼,就是做一个主题公园,各种各样的过山车,我们现在有主题公园,有我们创新中国故事的电影乐园,还有万达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玩儿的东西,我们叫万达梦,里面有水公园,儿童乐园,我们正在创作一个产品,叫室内的儿童乐园,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开业出来,大概会在青岛,大概在16年会第一个开出来,全世界第一个室内儿童乐园,就是以儿童的职业体验、互动为主题的一种游乐,高科技的东西。比如一个消防车,这个消防车很慢的,是在轨道上跑的,小孩上去开消防车,然后就跑,旁边火就起来了,水泡是固定的,小孩去灭火,很好玩儿的,还有很多这样的儿童乐园的东西。   我们的决心目标很大,要把万达文化旅游城像迪斯尼一样做成中国的品牌推向全世界,国人两三年以后会很快认识,对世界来讲可能需要时间,10年,20年,可能才能竖起起这个品牌。   新还要能产生效益才是好   第四个转型,是我们向跨国企业转型,从一个中国的大型企业向世界一流的大型企业转型。两年前并购美国的电影院线,并购英国的游艇,在英国投资酒店,包括每年都有我们自己有计划的并购。这种转型,当然参照系不能都跟我们相比,可能没到那个规模,不一定有这个追求,我们到了这个规模,也有26年的历史,我们希望成为百年企业,我们希望为中国企业争光,树立国际性品牌,所以我们想成为一个跨国企业,而且是世界一流的跨国企业,按照我们现在每年环比35%,我们从2015年以后,我们假设速度降到15%,速度降低一半,每年保持15%,2020年大概资产可能会接近一万亿,收入至少会超过6000亿。这时候这个企业仅仅是一个中国的本土企业,这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希望给自己定的目标,至少20%的收入来自海外,实际上应该是30,按照国际跨国企业的定律是30%来自海外,才真正成为跨国企业,但是我们不敢提那么高的目标,因为摸着石头过河嘛,所以我们希望那个时候至少20%,以后逐渐逐渐成长起来,可能更高的比重来自海外。   现在企业文化已经有了一点变化,我们公司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外国人,特别我们的文化集团,特别我们的文化旅游院,特别我们的投资部门,我们很多部门都是相当部分是老外,各种语言,各种地区的民族,这种交流,对文化是有启迪作用的,第四次转型万达才刚刚开始,这四次转型,前两次已经成功,第三次正在进行当中,第四次转型才刚刚开始。   正是由于我们这种不怕折腾,持续折腾这种劲头,才使得这个企业保持一种持续的核心竞争力,万达才有现在的速度和规模。我用万达四次转型的发展历史告诉大家,你的企业真正想成为一个大型企业,或者成为一个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就不能满足于现状。第一要创新,敢于创新,持续不断的创新。这四次转型,就是四次大的创新,小的创新,技术层面的创新也是可以的。   我始终在讲,商业模式的创新要源于它的作用和产生的效益,远远大于基础层面,管理层面的创新,商业模式转变了,产生的威力大得不得了。所以说就是要不断的创新,同时在创新当中要提炼核心竞争力,不是新就是好,新还要适度,新还要能产生效益才是好的东西。   我就用简短的时间,用万达的发展历程,来简单解释万达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也发展得比较好的原因,就是四次转型的结果,和持续创新的结果。时间关系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   提问:我是做零售连锁的,零售行业进入三高一低的时代,这里面核心的问题是高房租的持续上涨,您是做商业地产的,您认为这种高房租持续上升的趋势,什么时候能够缓解?如果我们做零售的话,有什么办法能够把不利的因素能够化解?   王健林:高房租的趋势解决不了,而且还是一个持续的趋势。   提问:多长时间?   王健林:持续至少几百年。为什么呢?大家想一个道理,20年前的租金一个月给10块钱,高房租,现在100块钱租不到。但是你要到英国,你到法国,日本,香港去看看,香港前两天刚刚有一个报告,20多平米一个小店,当然是个例,在铜锣湾20多平米,年租金200多万港币,他能承受吗?他居然就是卖一般的东西,饮品,他每天卖几万份,他能承受。   我们中国好的城市里,商业步行街,一平米2000块钱有得是。不动产价格在升格,投资人,过去一万块钱一平米,过了10年5万块钱一平米,他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回报率,比如5%才能承受,所以造成了资金不断的上涨。你指望我要做零售,租金下来我才能成,这个企业一定要死掉。   我觉得零售要解决,就是提高自己的竞争力。零售企业,所有的企业,都要电商化,互联网化,要有电子商务的思维,线上线下结合,同时可能要从自己的行业,我不知道你做哪个零售企业,可能要创新,来提高核心竞争力。   比如同样卖服装,你是买了服装再来卖,就不如自己创立一个品牌,提高附加值。零售企业肯定是非常困难的,在所有国家都是这样的,越来越困难,可能完全的买卖的,比如说将来相当一部分要转移到电商上去,比如服装,电器,家具,真正在实物店的大量的是体验性的,文化类的,娱乐类的可能还会生存得好一点。   提问:是不是未来马云做的线上的业务,是为实体店打工?   王健林:包括双十一你去看,实体店在线上成交比重也占一半,甚至更多,排在前面几十名都是尸体公司,不是做淘宝店的那些人。你实体店要降低房租,可能有一些能够时刻在网上买卖的东西,还是要去店铺化,但是能在店铺上的,更多的转向那种没有办法电商的,没有办法网络的这种行业,万达现在自己的广场,我们自己内部都从五年前,我们定的体验业态占50%,我们去年定的口号,2015年底之前,体验业态占60%。可能以后要进一步挤压这种行业,更多增加体验的吃喝玩乐。   提问:您还是坚信马云这样的会赢?   王健林:不是这样,网络真占50%,70%,也是零售店当中占了大部分,实体行业也没死掉。这个49就他输了,51就我赢了,不一定,我是说这个趋势,所有的行业都要和现在的互联网技术结合来思考,完全的按照传统思维再做零售,我估计前途很困难。   提问:万达经济高速的增长,是做出来的,还是随着中国大环境涨出来的?   王健林:两方面,首先你是一个大平台,如果我的公司假如诞生在新加坡,或者是马来西亚,不可能有这个业绩。国家就那么小,你增长几十,50%,盘子也很小。中国过去连续20年环比递增9.5,你如果和国家经济保持同步扩张,就每年增长9.5%,这已经很高的速度了。我们在大趋势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有新的商业模式,再加上我们核心竞争力,比如企业管理水平再高一点,可能就保持30%几的增长速度,所以这两个原因都有。前提是中国经济在大跨度的发展。   我经常跟公司讲我们非常有幸,我们早上30年没这个机会,晚生30年,也没有这个机会。除非你想创造新的模式,来一个搜索,来一个脸谱,才真的有机会,其他的真的很难,这是基础原因。   为什么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差?主要还是内因,还是企业自身的原因,说穿了商业模式先定,执行能力再强,管理水平再高一点,就冒出来了。决定性一句话,企业的原因是最主要的。

邵宁:国有企业需要彻底资本化  “2013(第十二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2013年12月7日-9日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邵宁在本次会议中做主题演讲,邵宁表示改革国有企业干部体制,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资产彻底资本化,将为下一步的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  以下为邵宁发言实录:  邵宁: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第十二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这十二届年会见证了中国企业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不久前党的十八届三中选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将出现一个全面推进的新局面,国有企业改革也不例外。《决定》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些新的非常有意义的改革措施:  第一、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本监管。党的十六大启动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明确了国有资产出资人的代表机构,解决了原有体制下对国有企业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的问题,而后进行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和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使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制度环境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依托与行政机构改建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仍然具有行政性的性质,仍然由行政人员组成。这种行政性出资人代表机构的集权必须是有明确边界的。《决定》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些新的提法意味着目前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可能将会有进一步的演进。《决定》提出的国有资产监管模式实际是一种三层的结构,国有资产出资人的监管职能和股东职能是分离的,由行政性出资人机构行使监管职能,由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行使股东职能。这样的职权划分它的行为边界会更加清晰,职责和性质的对应会更加合理,因而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的深化。  第二、分类改革监管。《决定》提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体现了从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的实际出发,分类改革监管的重要理念。这点非常重要,不分类监管很难科学化,改革也很难起步。对于公益性的国有企业,决定要求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手段,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思路首先要尽可能的引入竞争机制,对于展不具备放开条件的行业中的企业改革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视改革为主要任务的主要改革。二、建立符合其功能特点的考核评价体系。三、强化行业监管,监管内容应该包括价格水平、服务标准、收入分配、产业限制等等。四、企业与政府间的财务关系安排,比如政府购买服务等等。这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到专门法律约束和监管的特殊企业。对于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向是进一步推进股权多元化,对大型和特大型的国有企业而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践方式一方面是直接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合资、合作,另一方面是依托资本市场直接进行多元化改造,进行公众公司改革。改革成为整体上市的公众公司,国有企业就彻底多元化了,与社会资本的结合将没有任何的障碍。国有资产就彻底资本化了,进与退都很便捷,这为下一步的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这种改革方式也是符合国际经验的办法。  第三、改革国有企业干部体制,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企业干部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是改革中的一个难点,取消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行政级别的文件不知发了多少次,但是行政化的管理仍然是企业干部管理的主导方式,而且基于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的不适应程度越来越突出,比如随着人才的市场化选拔越来越普遍,国有企业的高管的入口日趋多样化。但始终打不开市场化退出的出口,这种状态造成的弊端是多方面的。这个方向上的改革难以推开有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操作方面的难处。不分层次,不分类型很难操作,《决定》在这方面的结论是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的比例,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尤其是考虑到《决定》提出要形成出资人代表机构资本运营公司或投资公司,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三层的一个构架,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出一种可能的改革操作方式。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等领导人员仍有行政任命以后逐步市场化,企业层面的高管应该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市场化选任,市场化退出。  总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坚持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在具体的措施上又比较现实和稳妥,是方向性与操作性的良好结合。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引导下迈出新的更大的步伐,谢谢大家!

马蔚华: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是生死挑战  “2013(第十二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2013年12月7日-9日在北京举行。永隆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先生在本次会议中做主题演讲,马蔚华表示利率市场化对于长期处于利率保护的商业银行来说,毫无疑问我说这是一场生死的挑战。  马蔚华:谢谢何社长,谢谢各位朋友,刚才何社长讲到这个会议的主题是“相信市场的力量”。我想这是我们中国千万企业家在过去30年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为了实现这个理念,我想大家奋斗了30多年,三中全会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我觉得这就是市场决定。就金融而言,我觉得这一刻大家企盼了好多年,在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几乎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已经完成了市场定价,目前只有资金的价格还在管制中。所以,落实三中全会的市场决定就是要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和汇率的自由化。普通的商业的价格它影响的只是一个市场的局部的均衡,因为金融市场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它的市场,它价格的机制一定会影响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所以,要深化改革,要加快市场经济的进程,毫无疑问资金价格的市场化将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这样一场攻坚战。  从1996年我们开放了银行同业市场的拆借利率以来,我们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走了17年,是个马拉松。在过去的37年我们有一个路线图,叫做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今年的7月份,人民银行放开了贷款的限制,今年的10月份9家银行共同报价形成了我们这个基础利率,这次除了市场以外,银行的金融市场的价格基本放开,那就是三中全会打响了这个马拉松最后一圈的枪声,我们进入了最后的阶段。然而,国际经验表明开放存款利率这一战往往是挑战最多,风险最大,但是它有重大的决定性意义。我们决战之前,我们也审时度势的看一看,能不能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应该说经过17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基本具备了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基础条件,比如我们社会资源的配置,市场化的机制正在形成,我们的宏观经济也比较稳定,商业银行经过改制上市也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业企业,金融市场包括监管的体制也在不断的完善,这是有利的条件。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改革越到后来应该是阻力越大,另外我们这个中国的银行业实际上是处于政府的隐性保险制度的保护之下,还缺少合理的退出机制,我们还没有一个完全可以进行货币调节的这样一个国债和票据市场。我们金融企业的管理还有很大的提高的余地。所以说,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来对待这一场决战,因为能否最后胜利,我们也并非没有悬念。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利率市场化毫无疑问对我们每个人和每个企业都是利好的消息,我们可以按照实际的价格定你的存款利率,我们可以根据你企业的需求和企业的经营情况给你按照市场决定你的贷款利率,这样对一些好的企业给了你们一个非常好的资金运行的空间。  但是,对于长期处于利率保护的商业银行来说,毫无疑问我说这是一场生死的挑战,这是一场欲火重生的洗礼。大家可以想像,利率市场化,利率放开了,首先是盈利受到冲击,因为在国际金融发展的历程中,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银行的利差会迅速的下降,美国、日本、中国台湾、韩国都有先例。就是,我们这几年我们中国利率市场化加快这几年,我们的盈利水平也在不断的下降,去年年初,我们还批评银行上一年30%的利率增长速度,但是去年下半年,我们的增长速度就变成了20%,而今年上半年就变成了百分之十几,这就是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影响。我们现在国内银行的资产大约超过100万亿,我们算过利差每缩小一个BP就会降低利息收入100亿,当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设想过,假如我们如果利差缩小超过120多个BP,可能我们现在银行的盈利12000多亿可能就没有了。当然,我觉得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理论上这么算帐。  第二、负债成本上升,这也显而易见。你的存款过去是没有按照价值给你付利率,现在按照市场的定价银行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过去其他的发达国家都有先例,我们去年16家上市银行的存款成本上升了33%BP,另外这个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往往是银行重新定价,储蓄分流,竞争加剧,债券资产缩水这样一系列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充满了风险,有流动性风险,有资产质量的风险,有债务的风险。在发达国家有很多也没有躲过这个风险,美国1985年完成利率市场化,从1986年到1990年几乎每年倒闭200多家中小银行。韩国在利率市场化完成以后,它的不良率从6%上升到13%,中国台湾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全行业的亏损。所以,利率市场化对银行来说生死攸关。  那么,这件事虽然是挑战,但是,你是躲无可躲,避无可避,你必须面对这个挑战,而且只有面对这样挑战,我们才能真正的锤炼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我们现在正在申办民营银行的朋友们,你们处在利率市场化加快进程的关口,这毫无疑问给你们申办民营银行带来很多的思考和挑战,我觉得你们要改变模式,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特别是作为中小银行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受到的挑战远比大银行更严峻。所以,我讲首先要包括我们现在的中小银行都要加快业务结构的调整,要发展零售业务,因为这个有利于银行稳定的存款和其他的业务。国际上发达的商业银行零售都是他们的主要来源。再有一个,大力发展小企业,小微企业,不仅能够节约资本,而且能够提高利率的上浮程度,特别是锻炼你的员工应对风险,应对利率市场化经营的本事,这个本事是将来衡量一个银行能否在竞争中取胜的最大的本事。再有一个就是要降低经营成本,大力的开展流程改造,中国的商业银行在管理流程方面还有非常大的事情要做。还有我们也要面对互联网的挑战和互联网金融合作,同时也要按照互联网的思维和他们的经营方式来改造传统银行的经营方式。所以,提高管理水平这是我们在利率市场化面前最应该做的事情。要学会风险定价,要学会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取得一个最佳的平衡,要学会做好你的资产负债管理,要保证你的流动性、安全性,在此基础上能够获得超出平均利润率的利润。  我觉得除了商业银行应该做的事以外,我们还呼吁中国的商业应该还需要有一个适应利率市场化的政策条件,比如我们应该修改商业银行网,应该支持商业银行在新的环境下开展综合化经营。我们应该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与此同时也应该有金融机构的破产制度,这样才能够适应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冲击。我觉得我们还要大力建设债券市场,这是中央银行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公开进行市场调节的重要基础。我们的债券市场还很不发达,我们的债券规模只有GDP的50%,而美国的债券规模是GDP的3倍,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还要进一步完善基准利率的建设体系,我们还应该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在利率市场化进行的过程中过松过紧都不利于这个进程的过程。利率市场化对传统银行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我相信经过这场考验的洗礼,中国将会出现更多的,能够在市场中竞争的商业银行,谢谢!

毛振华:公务员只需要三流人才  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13(第十二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12月7/9日在中国大饭店隆重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先生出席本届年会,并参加了主题论坛之“城镇化与增长动力”对话。  毛振华指出,从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换,就是城镇化。加快城镇化,是一个加快发展的长期动力,背后主要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抓城镇化的问题是国家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结构调整的一个枢纽。”  “户籍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毛振华认为,放开户籍制度没有问题。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没有这个制度,也没有维稳问题。像印度新德里,墨西哥城,他们都是有贫民窟的地方也没有这样的问题。户籍制度根本解决不了我们认为的问题。户籍制度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治安管理方面跟经济关系不大,没什么关联度。  同时,毛振华还提出,现在大学生都想做公务员是一个很大问题。“公务员只需要三流人员就可以了,当公务员本科毕业就可以了。什么时候公务员没那么风光,没那么神气,这个改革还差不多。”  以下为毛振华精彩观点实录:  加快城镇化是背后是经济结构的调整  城镇化和城市化本身没有什么差别,是我们自己赋予它一些概念,就是从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换,我认为都是城镇化。我们讲的城镇化我是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城镇化本身就是伴随着过去30多年的增长,现在突然把城镇化放到这么高的高度,我们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就是要加快城镇化,在过去我们每年一个点的转化率,我们有18%到50%左右,就是推动我们过去增长的动力。  未来不要加快,每年一个点,还是继续做着,为什么要提出作为国家战略呢?核心是加快,因为现在世界经济调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我们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这样有双重作用。  第二,我们讲加快城镇化,背后主要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制造业和服务业,制造业我们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服务业,我们大量的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就涉及到服务业的发展,当然也不是说把农民搞到城里来,你给我捏脚,洗头,这个肯定不成。  第三,也是我们社会结构的调整。抓城镇化的问题是国家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结构调整的一个枢纽,这个抓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加快城镇化,就得加快经济发展的拉动因素,就要带来相应的投资,带来相应的就业,这个是很显然的。目的是用什么政策来加快,我们不希望把未来长期的动力用在短期来用掉,就像我们消耗其他的资源一样,消耗环境资源一样,消化我们城镇化的资源,它是一个长期的动力。  户籍制度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我觉得户籍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意义,现在我们把户籍作为一个限制某种特定人群在这个城市里面获取正常生活权利的办法。其实一个人在城市里面已有工作了,他只不过付了更高的成本。  (怎么解决?)放开,放开没有问题。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没有这个制度,也没有维稳问题。像印度新德里,墨西哥城,他们都是有贫民窟的地方也没有这样的问题,户籍制度根本解决不了我们认为的问题。比如我在这里工作,但是我没有户籍就是很大的问题。户籍制度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治安管理方面的想法,我觉得跟经济关系不大,没什么关联度。  你人再多,你放得再宽还一个亿不成?好多人还要走,还有好多拿了户口离开北京上海的还是有,还是市场。  公务员不再那么风光,改革就差不多了  现在一个是已经有成就的企业家移民,新的创业者激情不高,大学生就业都想当公务员,普遍反映了社会的状态。如果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话,这些理性的选择是什么原因呢?在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个问题,对于政府的权力过于脱长,它的边界太大,它占的社会资源过多,做什么东西都不行,挤压了群体的发展空间,这是我们要很注意的一个问题。当然法制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国家严峻的立法,严苛的立法,因为法律定得太严。第三是选择性执法,我找你就说你,因为你违法了,找任何一个画家把他抓起来,说你没交税,没有一个画家卖花交税,我就找呢,你别说别的,这就是法律现实。一旦你有钱之后,就很怕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就逃跑了。  现在大学生也是一个问题,都想做公务员,都想分蛋糕。所以我说公务员只需要三流人员就可以了,当公务员本科毕业就可以了。靠经验积累到40岁,天天干一样的事怎么可以不是专家呢?现在我们人都要当公务员,这就是很大的问题。让我们北大,清华,人大的学生去当公务员,管我们的商人,这是老鼠和猫的问题。  我看改革很简单,什么时候公务员没那么风光,没那么神气,这个改革还差不多。  梁建章:解决养老问题就要多生小孩  “2013(第十二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2013年12月7日-9日在北京举行。在下午的圆桌讨论养老困境与银发经济中携程网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梁建章谈到如果年轻人减少肯定对社会是一个损害,解决养老问题要尽快多生一些小孩这是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  主持人:2013年我们归结为养老产业元年。第一件事就是老人数突破了2亿,第二件事国务院35号文对加快发展养老产业最高层面政策推动。第三个事件我们说养老服务业领域,业界的几位主要嘉宾谈谈自己对这个企业的看法以及对政府的需求,然后我们请政府的领导请更高屋建瓴的层面给一些指导。  梁建章:养老肯定是一个问题,但现在中国养老问题比其他国家严重,我现在讲我们现在还是有机会或者是缓解养老的困境,这是我今天来最重要的目的,呼吁企业界和在座的社会精英一起呼吁尽快放弃非常荒唐的计划生育政策。最近稍有松动,放开了单独二胎的政策,但是从我们的研究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当中国经济城市化进化到这个程度,即使是完全自然放开生育的话,中国生育率也不会超过1.5个小孩,随着中国近几年城市化发展,收入达到一万美元左右,可能平均每对夫妇只生1.2个小孩,上海每队夫妇只生0.7个小孩,每一代中国人减少一代,这是非常可怕人萎缩的速度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经历过的。即使像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不遗余力的鼓励生小孩,人口还是不会上涨。少生小孩有什么坏处,在座各位可能很快接着我的话来讲,每个小孩每个年轻人需要抚养的老人负担非常重,税收负担非常重,国家财政也会发生问题等等这样情况。我最近过去几年在斯坦福大学研究创新创业的领域发现,人口结构对创新创业负面影响,人口结构老龄化对创新创业负面影响非常大。日本十年二十年,经济箫条,创新缺乏跟企业员工的老龄化有很大关系,企业在创新创立方面竞争力被削弱的。我们现在企业都是年轻人二三十岁的占主流,但是再过中国老龄化会超过日本,因为中国生的小孩比日本还少,那时候五六十岁的人在企业占大部分,他们创新力在市场上会大幅度的削弱。我作为一个企业作为一个中国人都非常担忧这个问题,所以过去几年一直推动这方面改革。前两年写了一本书,中国第一本批评计划生育的书,希望各位得到我这样一个信息为尽早推动计划生育改革做出一份贡献。  梁建章:政府税收哪来?还是靠人来贡献,你缺人付高工资肯定来了,自己的小孩免费为父母服务,但是别人小孩为你服务必须要高工资。经济上必然造成中国税收是最重的,福利是最少的。刚才有一位说我们可以让五六十岁的人当护理员,这个可以是这样,要把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野兽用,50岁人当30岁人,60岁人当40岁人,我跟大家说明这一点刚才说缺技术,新的技术新的创新,新的企业模式,毕竟是二三十岁,三十岁人创出来的,我们五六十岁老人体力很好,在智力上能够五六十岁的人超过二三十岁的人。创新性的技术必然是三四十岁人出现的,如果年轻人减少肯定对社会是一个损害,解决养老问题要尽快多生一些小孩这是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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